在前段时间，王士珍率领秘密卫队已经对福王集团进行了秘密调查，朱常润这段时间非常忙，待忙完民团扩招工作后，就将王士珍前期的调查资料进行了仔细查阅。
今年的京察主持人是太子这边的人，朱常润和太子商议，可以通过今年的京察对福王集团进行打击。因为今年无论是内阁首辅叶向高，还是吏部尚书孙丕扬都是东林党人。
所谓“京察”，就是明朝吏部考核京城地区官员的一种制度。有点像现在单位领导班子考核。最初，朱元璋时期是每三年考核一次，后来改为每十年考核一次，到了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佑樘执政期间，又改为了每六年考核一次。
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京察就是中央检察，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知府正五品）。当然，也包括京城的京官。
明朝的京察按照地域，分为南察和北察，北察由北京吏部尚书会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共同负责，南察由南京吏部尚书会同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负责同时可能由北京吏部侍郎副理。
京察以“四格”、“八法”为升降标准。所谓“四格”为：守、政、才、年。每格按其成绩列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列一等者记名，得有升任外官的优先权。守，代表操守，分廉、平、贪；政，代表政务，分勤、平、怠；才，分长、平、短；年则指年龄，分青、中、老。所谓“八法”为：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分别给以提问、革职或降级调用的处分，年老和有疾者退休。“八法”后去掉贪、酷，改为“六法”。按照“六法”考核后，被认定为“不谨”“罢软”者，革职处分；属“浮躁”“不才”者降职处分；“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
京察与大计制度的存在，本身目的在于奖优惩劣，使各级官员能够恪尽职守，为帝国统治做出贡献。然而正因为涉及了官员的奖惩，结果造成徇私舞弊等结党现象十分明显，在发展的后期已经很难真正实现应有的作用。“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
本来这种京察就是朝廷考核官员的一个手段，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就变成了朝廷内党争的工具。在当时有以顾宪成建立的东林党，以浙江人为主的浙党，浙党的领袖是沈一贯，曾经当过朝廷内阁首辅。再就是以山东人为主的齐党，以湖广人为主的楚党。
其中：浙党、齐党和楚党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三党的主要骨干都是言官。虽然都是一些六品、七品的小官，但是也不容忽视。令朱常润非常奇怪的是，这三个党派之间并不是争斗和互相做对的关系，而是团结协作，互相配合的关系。经过王士珍的一番调查后，朱常润才发现，原来这三个党派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一个非常强大，也非常可怕的党派—东林党。
在万历二十一年组织的那次京察，由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这个赵南星就是东林党成员，在这次京察中，背后有顾宪成在积极策划着，赵南星只是一个前台唱戏的。可以说这是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帮派攻击。
刚一开始赵南星就把都给事中王三余和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罢官了，这两位可是大有来头的人，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赵南星通过大义灭亲做表率，接下来对浙齐楚三党成员进行了进一步打击，六部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就连赵志皋的弟弟，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都被罢官回家了。
最后，赵南星又组织人员弹劾王锡爵，可是万历皇帝此时正在与王锡爵商议三王并封的事情，见到京察都查到王锡爵了，十分震怒，就将吏部尚书孙鑨免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削职为民。这大大出乎顾宪成的意料之外，这次京察虽然打击了对手，但是东林党自身也受到了损失。
十二年后，也就是万历三十三年，京察又开始了，此时的主持人是吏部左侍郎杨时乔，他也是东林党这一派的。但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是浙党的领袖沈一贯大人。沈一贯原以为自己身为内阁首辅，杨时乔仅仅是个吏部左侍郎，京察应该没什么问题，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准备将杨时乔这个东林党人换掉，可是杨时乔并没有因为内阁首辅是遮挡领袖沈一贯就放弃利用这次京察打击浙齐楚三党的大好机会，几个回合下去，将浙齐楚三党的骨干成员纷纷打回老家。沈一贯拼了老命才算是保住了自己的几个亲信。东林党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今年的京察由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他是东林党成员，支持太子的。通过了解，朱常润知道这位尚书大人为人刚直不阿，作风正派，无私无畏，在任用干部方面能够做到选贤任能，可以说得上是对大明朝，对万历皇帝忠心耿耿，正是因为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受到了各帮各派的诽谤和攻击，到了最后万历皇帝对他都产生了猜疑。为此，孙丕扬主动提出辞官，以消除皇帝对自己的怀疑。但是万历皇帝知道孙丕扬清正廉洁，为人耿直，所以就没有批准他的辞职，而是对他进行了挽留。孙丕扬今年已经八十岁了人，仍然在任劳任怨的干工作，这份精神头连朱常润都十分佩服他，更别说满朝的文臣武将了。
按照与太子最初的约定，朱常润主要负责对福王集团的党羽展开秘密调查，收集来的人员犯错误的情况转交给太子殿下，太子朱常洛再让御史对这些人员进行弹劾，刚直不阿的孙丕扬必然会秉公执法，对这些人进行考核，不是被罢免，就是被流放，再就是降级等处分措施。必然会对福王集团形成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收集来的情报显示，福王集团的徐绍吉、周永春等人也在组织证据继续对支持太子的大臣们进行打击，这种党争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丝毫没有停止过。
俗语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朱常润决定抓紧时间收集、整理证据，尽早将这些证据交到太子手里，在福王集团发动弹劾之前动手，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朱常润对王士珍送过来的人员名单依据所犯事情的大小进行了筛选，将证据不够充分的退回给王士珍，继续进行侦查，将具有小毛病的人员暂时先拿出来，不作为弹劾对象。朱常润的想法非常简单，现在对他们进行弹劾，他们受到的处罚不痛不痒的，基本没有什么作用。
名单最终确定后，朱常润命令张虎赶回京城，务必亲自交到太子手里。为了保险起见，朱常润派了一个五十人的卫队保护张虎回京城，张虎见王爷如此谨慎，不以为然，认为不就是送一封信，至于派这么多人嘛。
可是朱常润知道，这封信事关重大，如果被福王集团获悉，不仅太子的位置不保，就是自己也在劫难逃呀。这在前些年就出现过这种事情。原来在申时行担任内阁首辅时，朱常洛还不是太子。当时，万历皇帝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可是大臣们都认为应该立朱常洛为太子，史称“争国本”事件。在这次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挣国本”过程中，有很多大臣受到罢免、流放的处罚，但是依然前仆后继的上书，让万历皇帝早立太子。
有一次，万历皇帝收到一份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的奏疏，是由当时的三位内阁成员申时行、许国、王家屏上奏的。万历皇帝很生气，就派太监去质问申时行，可是申时行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由许国代签的。申时行后来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特意向万历皇帝上了一个秘密奏章，大体意思是，我并不知道上奏的事情，是别人待我签的字。皇帝你也不要着急，立太子这件事情你自己拿主意就行。万历皇帝收到申时行的秘密奏折非常高兴，并向申时行回了信。可是大意的万历皇帝在向内阁传递批复的奏折时，阴差阳错的将申时行的这封秘密奏折也一同传了过去，这封秘密奏折在朝廷内就传开了，言官们对申时行进行了猛烈地弹劾，万历皇帝出面讲情都不好使，最后申时行辞职回家了。
当朱常润将这件事情告诉张虎时，张虎才明白事情的重要性。带着这五十人奔京城而去。
政治斗争就是这么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就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朱常润知道，面对福王集团的攻击，不能忍让退步，这么做只能换来对方对自己变本加厉的进攻。太子朱常洛是个老实人，他与自己的想法有些不同。但是自己必须坚持对福王集团的进攻，只有进攻是最好的防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