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流域，通常以丹江口以上江段为上游，丹江口至钟祥碾盘山之间江段为中游，碾盘山以下为下游。
上游全长956千米，集水面积95220平方千米，干流呈东西走向，穿行于秦岭、大巴山之间，沿途峡谷盆地交替，河床多为卵石、砾石与基岩组成，河道比降大。干流自郧西进人湖北省后，北为秦岭余脉，南为武当山脉，河段弯曲系数，平均比降为‰，属山地婉蜒性河道，水流湍急，水力资源丰富，其蕴藏量约占干流水能理论筑藏量的6800，而且建坝条件好，是开发汉江水力资源的重要河段。
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各方面调查，近600年来，安康古城数次被洪水淹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洪灾，是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洪灾，这次洪水冲毁老城，溺死5000余人，阖门全溺者、无考者未计算在内，是陕西历史上有记载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洪灾，灾后被迫在城南赵台山下修建新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和四十五年（1706年），又迭遭洪水，被迫再次迁往新城，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才迁回老城，重建城堤，防范洪水。民国10年（1921年）大水，“坐在城堤顶上可以洗脚”。
汉江自丹江口至碾盘山江段，全长223千米，区间集水面积45120平方千米，河道流经丘陵及开阔的河谷盆地，平均比降‰，河床宽浅，水流散乱，有大小江心洲20余个，属游荡型河道。
汉江接纳南河和唐白河后，水量、沙量大增，河床时冲时淤，并受两岸山势节点控制，宽窄不一，低水河槽宽约300－400米，洪水期达2－3千米，最宽可达5－6千米。
本段共有大小沙洲143处，沙滩38处，平均每千米即有沙洲或沙滩一处，这些沙洲与沙滩经常在变化，例如三官殿附近饶家营以上至王家垸一带，1944年有沙洲6处，至1953年已冲走2处，但在该地又有新沙洲出现。
本段襄阳以上河床质为大石、粗、细砂组成，襄阳以下为沙质河床。
河谷沿河两岸除局部地点（如襄阳老龙堤）之外，几乎全部无堤，因此，常受洪水灾害，沿河自然堤逐渐加高，而平原部分离河愈远则地势愈低，至岗边为最低，造成河谷地貌的倒置，当地居民亦都了解此点，有“高莫高于河沿，低莫低于山边“之谚。
汉江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60多毫米，具有自上游向下游逐步递增的趋势。其中上、中游地区年平均降水750－900毫米，在全省属少雨区，下游进人江汉平原，年平均降水量超过1100毫米。降水时间变化上，具有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大的特点。全年中7月雨量最多，并经常发生大面积暴雨，主要雨区位于堵河、南河、丹江和唐白河，雨量强度大，地区集中，是造成中下游地区洪水灾害的主要原因。
汉江干流水位与流量变化，基本上与降水变化相应，每年5－10月为汛期，12月至来年2月为枯水期，全年中最高水位与最大流量出现的时期，呈现自下游向上游逐步推迟的规律。如仙桃站最大月平均流量出现在7月份，而上游郧县站推迟到9月份。在汛期中6月份相对少雨，因而各测站水位、流量明显低于5月。
此外，由于受到降水变率大的影响，汉江流量过程极不稳定。如碾盘山站最大月平均流量是最小月平均流量的倍。该站多年平均流量为1710立方米秒，实测最大流量29100立方米秒，是前者的倍；实测最小流量仅172立方米秒，为实侧最大流量的1169。另据洪水调查资料，碾盘山1935年最大洪峰流量高达579400立方米秒，中游襄阳站为52400立方米秒，反映出汉江洪水威胁十分严重。
汉江自上游邻省进人湖北省境的客水总量，多年平均为332亿立方米。其中自陕西省人境为274亿立方米；.自河南省人境的为58亿立方米。全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为577亿立方米，径流深为毫米，实侧最大年径流里为1135亿立方米（1964年），最小年径流量为250亿立方米（1966年），两者比值为。3年一遇丰水年的年径流量为726亿立方米，四年一遇少水年的年径流量411亿立方米。
汉江干流年径流量沿程变化与一般河流不同，皇庄站以上，年径流量沿程增加，皇庄站以下下游江段，则沿程减少。其中如皇庄至新城江段，无论是丰水还是枯水年均明显降低，新城以下沿江段丰水年时沿程增大，枯水年时沿程降低。
汉江上、中游地区是全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河流含沙量高，输沙模数大。丹江口水库建库前，汉江皇庄站平均含沙量达公斤立方米，是长江汉口站平均含沙量的倍。年平均输沙量达12700万吨。自1968年丹江水库建成蓄水后，汉江中下游含沙量迅速减少，皇庄站20世纪60年代输沙量模数比50年代减少%，20世纪70年代又比60年代降低%，说明水库发挥了巨大的拦沙作用。
历史上，汉江流域（特别是汉中）曾是重要的军事重镇，这种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促进了汉江流域农业生产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其中重要的水利工程有褒河的山河堰、湑水河的高堰、杨镇堰、五门堰等。
樊城区全境位于襄阳市中部岗地平原，又叫鄂北岗地，俗称“三北”（襄州、枣阳、老河口三县市区北部）岗地，介于桐柏山与武当山、荆山山脉之间。
樊城西接渝陕，东连江汉，南通湘粤，北达宛洛，是鄂、豫、川、陕的交通枢纽，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
襄阳火车站是进出川、陕、豫、鄂的咽喉通道，也是鄂、豫、陕三省交界处客货运输总量最大的车站，属客货一等甲类车站，管辖襄阳南、枣阳、随州等16个中间站。
樊城区南与襄阳古城隔江相望，西南濒临诸葛亮躬耕垄亩之地古隆中，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江依城而过。
米公祠，原名米家庵，始建于元，扩建于明，后改名米公祠，是为纪念中国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而修建的祠宇。自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先后由米芾第十八代孙米瓒、十九代孙米爵、二十代孙米澎重建；清同治四年（1865年）再建。
米公祠内亭台廊榭错落有致，五百年银杏巍峨参天。画廊里陈列着米苏黄蔡遗墨石刻100多块，其书法艺术韵味生动，炉火纯青。米公祠可谓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
据《米氏世系》碑记载，在元代至正年间之前就建有米家庵了。明代被毁，清代重修多次。清代光绪元年（1875年）曾修一次，文渊阁大学士单懋谦为牌楼亲题“米公祠”门额。
祠堂庭院清静，碑石林立，怪石嶙峋，银杏参天，给人以清静幽深的感觉。米公人称“米襄阳”。他攻诗文，擅书画，尤善长行、草，史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美誉，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为宋代四大家。米芾绘画染山水，独具一格，被人称为“米氏云山”。
相传为晋代喜占卜之术、擅游仙诗的文学家郭璞始建。历代曾多次维修。台高8米，残长约30米，宽米。台基南面有蹬台石阶。台上现存建筑坐北朝南，为清代建筑风格。前殿前檐仿木结构的牌楼门额上竖匾书“水星台”3个大字。
据清同治十一年编《襄阳县志》载：有乾隆四年碑记云：“晋郭璞建以镇樊城火灾”。映证了水星台始建于晋。其主要用途是按水火相克思想，以水克火，以压火灾。古人以此达到消除火患的目的。
据史料记载，上世纪60年代以前，水星台是樊城最高的建筑，作为全市、乃至全国唯一现存的消防瞭望台遗址，当时，只要老樊城发生火灾，瞭望值班人员就立即吹号、击鼓，霎时，锅碗瓢盆响声大作，人们纷纷救火去。
水星台还是当年最雄伟的建筑。站在城廓外方圆20多里的郊区，人们都能遥望到水星台的英姿。
古时，水星台高耸于樊城民房之上，以瞭望樊城之火情。因为，过去樊城店铺、住宅多以砖木和草房建筑为主，火灾频发，特别是靠近水星台的街巷火灾频发，所以被人们称为火巷，至今这里还保留火巷和火巷口(定中街与解放路交叉处)之名，火巷是今定中街与邮政单位之间的一个巷子。
水星台实为古代消防中的瞭望台和报警设施。发现火情，台上锣鼓齐鸣，台下备有两口井及储备的公共灭火器材，如消防桶、水车、云梯、火叉、水枪等灭火器材，在台的周围有供灭火的水源，如当铺坑、苏家坑、天主堂坑、鹿角门坑、大小黄土坑等以及护城河的水，还有永安井、古井巷的古井、三井台的三口井，等等。市民一听到火警，则倾城出动，拥向火源地，奋力灭火。随着科技的进步，消防技术的提高，消防队伍专业化后，水星台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结束它所肩负的防火救灾使命。
干旱为最常出现的灾害，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危害严重的是夏旱和秋旱，夏秋连旱危害俞甚。夏秋连旱一般五年二遇。一般干旱每年都有发生，平均一年～2次；大旱3年一次，中旱2年一次，严重干旱约8至10年一遇。
洪涝基本出现在4至10月，集中时段为6至7月。樊城区易发生洪涝灾害，是因为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气候过渡区域，兼有南北气候特征。该地域暴雨的形成主要是夏季东南、西北辐合气流，秋季西南低涡东移，台风深入内陆影响，以及局部对流产生大暴雨，形成大洪水。洪水按其来源除本地暴雨洪水外，过境大洪水占有相当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