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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工厂对应的工业化的道路，在二十一世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可能再也走不通了。传统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大发展，必将消耗大量的资源，要求生态环境作出巨大牺牲，这是中国脆弱的生态系统难以承受的，也是西方一边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一边不断制造各种版本的**的原因之一。”范无病甚为忧虑地说道，“可惜国内有些人偏偏听不出这里面的调侃和恶意，反倒是觉得得到了外国人的赞许，有些洋洋自得的感觉，真是可笑之极！”
所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另外一层含义，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进一步增加，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百分之七十，而进出口贸易还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这样的经济结构，类似于小国，而不是大国。
美国和日本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国内，而不是国外，外贸依存度仅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之间。如果消费需求过度依赖于出口，那么，潜在的经济风险和外部冲击都会很大。
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应该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提升内需在总需求中的份额，建立一个与中国人口规模、疆域、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开放式的大国经济。
而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人口规模以及就业压力，要求建立一个从袜子到计算机芯片都能够生产的制造业。
世界工厂在十九世纪曾经是赞誉，但在现在，它并不是个褒义词。
十九世纪是工业大生产时代，具有最强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当年的世界工厂同时也是日不落帝国。
然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世界经济已经不再是工业为王的时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是低附加值的代名词，而绝非强国的标志。
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工艺可以物化在机器设备上，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出现了流水线生产模式。最初，欧美企业是以设计、制造、封装融为一体的垂直生产模式，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部分企业为满足多品种、小批量产品的需求，开始寻求生产模式的改变，出现了设计、制造、封装三业分立的局面，代工业应运而生。
代工是按照外国跨国公司提出的确切规格生产产品，产品由跨国公司收购并以自己的品牌向市场销售。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进一步加快，代工需求商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挑选代工供应商，特别是向加工制造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转为技术密集型，这些劳动力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企业转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等，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被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在亚洲，日本企业为吸引资本和技术，迅速占领市场，最早采用国际代工的生产贸易形式，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与代工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其中，台湾早已成为全球PC机最大的代工基地，印度也是通过代工的方式成为世界最大的计算机软件出口国。”范无病向沈盈举例说明道，“美国耐克公司，其年销售收入差不多有二十亿美元，自己却没有一家生产工厂，只专注研究、设计及行销，产品全部采用代工方式，其代工工厂多设在东亚，比如说中国。如今我们缺乏的并非是制造技术，而是可以赚钱的头脑以及意识。”
沈盈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作为一系列企业的老板，她也很清楚这一点。
对于代工厂来说，成本是核心，是代工企业的关键竞争力。成本直接决定企业的存亡，道理很简单：如果代工比自己生产成本高，那么为什么还要代工呢？此外，管理是关键，因为管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成本和产品质量，这里提到的管理包括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生产线管理等多个方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代工模式相对简单，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就是加工产品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包含成本和利润，并且其中设备成本和人力成本是最主要的成本。也就是说，代工厂创造的价值中，有些是设备、厂房等硬件投资所带来的价值，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
由于设备的成本是死的，因此企业能否盈利，关键取决于劳动者创造价值的多少，而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便是劳动者的人力成本，也就是工资、福利等。
中国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是中国代工业保持盈利的主要因素。但是，劳动力价格优势对一个具体的企业而言，不具可持续性，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肯定日趋减弱。
现在，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很多企业已经受到利润率下降的困扰，其次，由于源于劳动力价格的成本优势，是中国加工出口型企业相对其它国家同类生产企业的优势，而不是中国某个具体企业的独特优势，所以，在国内竞争者范围内，这种整体性优势不构成具体企业的竞争优势。
一家成功的代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压缩劳动力成本，而这种价值的最大化往往需要最严格的管理，许多矛盾便因此产生。
以代工商业模式经营的企业来说，必须实行三高一低的运营战略，即高交货速度、高品质、高柔韧性和低成本。所以以人海战术二十四小时轮班、多品种多批次批量生产、快速转换、产品生命周期比较短，从接单到交货一气呵成，让客户抢得先机。
代工企业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每个岗位都是整个公司大机器上的零件和螺钉，工序简单重复但必须是乐此不疲地按部就班，其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准军事化或军事化，严格的层级制和纪律性，高压力、高服从使得员工的工作行为严重缺乏自由和个性。
在代工企业中，高压式的管理比比皆是，如配备集体宿舍、集体食堂等，这不仅可保证员工任何时候都能准时上班，也是许多品牌客户下单时提出的要求，这样便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的效率追求。
“以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市场存在交易费用，企业内部的命令与服从体系可以节省从市场议价到保证合约执行的大量交易费用，从而减少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这种集权式管理，不过是将交易费用内部化，从而将成本控制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范无病颇为感慨地说道，“代工企业身处产业链的末端，依靠压缩劳动力成本来盈利，致使其管理模式发展到极致助推了人的异化，半军事化的集体宿舍生活，表面上自愿但实际上难以摆脱的加班加点，高压力、高服从的工作模式，永不停息的流水线上个人的简单渺小和人情淡薄。对于在代工流水线上的每一个员工来说，这里就是最坏的天堂与最好的地狱。”
“目前国内的外企，大部分都是代工厂啊？尤其是台企和日企，基本上都是最刻薄最会压榨的厂子，我也听人们把那些企业叫作是血汗工厂！”沈盈对范无病说道。
范无病点头回答道，“这很正常，因为日本统治台湾长达五十年，所以在企业结构上一脉相承，不但是家族式管理现象严重，而且黑社会管理模式也是令人诟病的，这里面的黑暗不是普通人能够说清楚的。”
“但是，目前的中国，不搞代工业能行吗？”沈盈问了范无病一句。
范无病想了想之后，摇了摇头道，“不是不行，而是要看政府的作用是否体现出来？”
“什么意思？”沈盈有些不明白范无病的话中的涵义。
“以前刚搞开市场经济的时候，有一句话喊得很响亮，叫作有问题找市场，不要找市长，这话你应该听过吧？”范无病首先问了沈盈一个问题。
“听过啊——这是一句很经典的话，直接就把企业推向市场了。”沈盈点头回答道，“但是这跟你所说的又有什么联系呢？”
“当然有联系了——”范无病回答道，“经济转轨的时候，这话时没错儿的，需要让大家都具备自己解决问题的意识，而不是等着靠着政府来救济，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沈盈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但是现在这句话还在被人频繁使用着，就有些不对劲儿了。”范无病接着说道。
“为什么不对劲儿了呢？”沈盈并没有觉得这句话又哪里不对了，她很是疑惑地看着范无病，想听他仔细解释一下这里面的区别何在。
范无病正要开口，他的手机又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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