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副主任以笑声掩饰着自己的尴尬，“反正周市长都知道了，还用说吗？”
周胜利说：“我知道的与你听说的未必一样。”
董副主任说：“下午上班不长时间，我接到了承志——我那不成气的儿子的电话，说他冒犯了周市长，很可能要被被调离现在的岗位。我告诉他说，你放心，周市长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他那么大的官不会报复你一个小兵伢子。”
周胜利笑了笑说：“董主任，别先忙着给我上紧箍咒，把你与你儿子之间的通话内容说详细一些好吗——比如他是怎么样冒犯我的？”
董副主任也知道儿子给他的电话里有水分，本来想着一句话带过的，没料到周胜利却坚持要他说详细。他只得按照父子两个通电话的过程说：
“承志他给我来电话说周市长带着人到市供暖公司暗访，他不知道是您，以为是社会上的人骚扰他对象，就过去询问了情况，您以为他是过去找麻烦的，要求供暖公司把他下放到跑野外的单位里去。”
周胜利道：“你想听真实过程吗？”
董副主任说：“什么真的假的，就那么一点事，差还差到哪里去？”
周胜利说：“真得让你了解真像，不然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小肚鸡肠的人。”
他打电话把杨兴波喊了过来，对他说：“这位董主任就是供暖公司那个董承志的爸爸，你把下午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讲述一遍，让董主任知道是怎么回事。”
杨兴波说：“省财政廳的赵处长在我办公室里，他是那个姓赵的值班人员的爸爸，也是为孩子求情来的。我请他在我办公室里等一会再过来，还是直接打发他走？”
周胜利说：“你把他喊过来一起听听整个过程，免得你多讲一遍。”
杨兴波出去把赵姓女子的爸爸带了过来。
赵处长本想着与周胜利握手的，但看到周胜利没有那个意思，便欠着pi股坐到了董副主任一旁。
杨兴波把周市长上班路上被三个老太太拦下反映了家里暖气不足，在家里穿着羽绒服看电视，上午安排他和驾驶员打热线电话说起，一起说到董承志骂市长，挥拳打市长被周市长抓住手腕没有得成，这整个过程讲述了一遍。
周胜利问董、赵二人，“你们两个还有什么疑问，需要落实的没有？”
董副主任说：“杨处长说的我们哪里会怀疑？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从小就身高体壮，在学校武术队里，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万没想到他竟然敢骂市长、与市长动手，回家我好好教育他。请周市长看在他还是个孩子的面子上，高抬贵手。”
周胜利对杨兴波说：“你的任务完成了，去你那屋吧。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的，你让他们明天再过来。”
杨兴波走后，周胜利问董副主任，“你说你儿子是个孩子，请问他今年多大了？”
董副主任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含糊地回答：“二十七了。”
周胜利又问他：“你二十七的时候干什么？”
“我参加工作以后没有离开计划部门，二十七的时候在省计划委当科长。”
董副主任回答说。
他属于身材高大，神经线路较长，反应较慢的那种，回答完了周胜利的问话后才猜出了他问话的目的，想改回已经晚了。
“你二十七的时候是省计划委的科长，担负着多么重要的担子。战争年代那些前辈们二十七岁以下的军长、师长很不稀罕，肖华上将担任师政委的时候只有十七岁，二十七岁不能是孩子了。”
赵处长听着周胜利把年龄这条理由给否了，改口说：“我那个是女孩子到车间里上班太艰苦了，听说还得上夜班。”
周胜利说：“你孩子嫌吵，适合上夜班。公司里给她安排的是坐办公室的工作，可是她不愿意坐，带头把热线电话的接线拔了，让办公室内安静。当领导的安排工作岗位要用人之长，是我让供暖公司给她安排到车间工作的。”
他又对董副主任说：“你儿子坐班坐不住，自己的科室不呆，上班时间跑到市民监督服务科，赶还赶不走，给他找个野外的工作比较适合他。”
董副主任说道：“他知道错了，您是大领导，不要与孩子、不，不要与一个普通人员计较。
周市长您刚到太宁市工作，明年造计划时我安排给太宁市多造一些，人在社会上本来就是花花轿子众人抬。”
赵处长也随着他的话说道：“我也一样，财政预算给太宁市多安排个千八百万的我还能作得了主。”
周胜利道：“我诚心地感谢两位对我周胜利工作的支持，对太宁市政府的支持。两位忘记了，太宁市已经升格为计划单列市。计划单列市的概念就是，太宁市的计划列入全省计划中，但是上面在批复省里的计划时把计划单列市的单列出来，不与其他地市混在一起。
这样的话，两位帮不上忙了，帮不上我也要感谢两位的好意。”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
周胜利的这番话是告诉二人，你们依靠手里的权力制约太宁市做不到。
就在二人感觉到找不到拿捏太宁市的着力处而失望时，周胜利又说了一番有情有义的话：
“咱们三人都是做爸爸的，疼爱儿女的心都一样。我不知道二位的经历怎么样，我是十六岁出来上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后在远离父母的山区做农业技术员，那段经历现在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
你们有权力，有地位，给孩子安排好一些的工作无可厚非，但是孩子工作以后最好还是放手，人生的经验靠他们自己积累，教训也靠他们自己总结。你们手中的权力永远都在吗？没有权力的时候你们怎么保护他们？”
赵处长说：“周处长，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们也懂，但是到了自己孩子身上就想管。你现有还年轻，孩子还小，到了孩子长大走上工作岗位时就理解我们的做法了。”
周胜利说：“我的孩子是比你们的孩子小，但他已经不在我身边了。他十二岁时被部队特招去当兵，半天学习文化，半天军事训练，现在已经三年多了，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探家。
我爱人在部队上，他的所有信息都是我爱人听她的战友讲的。我想，等到我儿子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回忆起这一段的经历，一定会比我现在更加感觉到有意义——因为他吃的苦比我在他这个年纪上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