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楼梯口没有遇到区人大主任吴府生，周胜利独自一人往家里走。
走到家属院不远的一个拐处，他又感受到了那双诡秘的眼睛。
他正要“瞬移”躲开这双眼睛，一个黑脸大汉来到了他的面前。
周胜利感觉到，他就是这双眼睛的主人。
黑脸大汉站到周胜利面前，开口说道：“周书记，我叫肖振理，想找你谈谈。”
周胜利看了看他，很淡定地说：“你说的名字我不熟悉，有事情逐级反映。”
肖振理明知他是装作不知，再次强调：“我是肖振理。”
周胜利再次告诉他：“你只报名字不报单位，我不知你是干什么的。”
肖振理强压住心里的不满，把自己介绍得更加详细一些：“我是建筑公司的肖振理，想找你谈谈。”
周胜利依然装作不知他是谁：“哦，你是建筑公司的，有事先找你们经理，经理管不了，找建设局长。”
肖振理心里的火有些压不住了，“我就是建筑公司的经理，我的事建设局长管不了，只有找你谈能解决问题。”
周胜利停住了脚步，正色告诉他：“你就是建筑公司的经理，按照干部管理程序也是向建设局领导反映问题，再往上还有分管区长，如果只是反映问题你级别不够，如果检举你们局长和分管区长可以找我。”
肖振理直接挑明了，“周书记咱都别装了，我知道你安排人调查我。你新到一个地方想迅速打开局面，杀鸡儆猴，但我不是鸡，没有什么把柄被你攥着，不是你想杀就杀的。”
周胜利问他：“你是从哪里得知我安排人查你的？”
肖振理把手一摆，“想让我出卖自己兄弟，门都没有，我不会告诉你我是从哪个渠道知道的。”
周胜利说：“你既然说不出你的信息来源，就是望风捕影，我没有闲时间与你纠缠。”
说罢，他迈步向前走去。
肖振理挡在他的前面，咬着牙根说道：“周书记，你说过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不打算在燕赵区做孤家寡人吧？”
周胜利把他往旁边一划拉，“燕赵区有八十多万人，得罪你一个我就成了孤家寡人，你也太把自己当成一回事了。”
肖振理再次拦在前面，“我的要求不高，只是请你把调查组给撤了。”
周胜利说：“你说调查你的事我并不清楚，如果是真有，撤不撤调查组是组织上的事，不是你当事人所能左右的。”
肖振理眼里闪出了一丝凶光，恶狠狠地说道：“周书记一直不承认调查组是你派的，我们搞建筑的泥瓦匠大多没有文化，是大老粗，建筑工地上铁家什多，我不能保证工人们不会对调查组的人动手，伤了他们我不负责。”
周胜利眼里闪出一道杀气，问他：“你这是威胁吗？你威胁的不是我一个人，你是在威胁一级组织，在与法律挑战。我警告你，区委派出的调查组虽然只针对事，不针对任何人，但有一个人受到伤害我都会先让调查你。”
肖振理不敢与他正面对视，避开了他的眼光，说道：“周书记从下面县里初到林冈城里，可能不了解我的过去，我曾经在监狱里蹲过，还当过监室里的头。”
周胜利道：“彼此彼此，你也不了解我的过去。我曾经在公安局里工作过，在我干公安工作期间，既有被我送到里面的人，也有被我送到那边的人。”
说完，在肖振理错谔的当空，周胜利绕过他向前走去。
两个人的首次见面就这样不期而遇，不欢而散。
周胜利刚走出没有几步，吴府生从后面大步赶来，提醒他说：“周书记你眼下正与肖振理较着劲，上、下班不能一人走路，让公安局给安排个警察保护你，最起码也让你的秘书与代一起走。”
周胜利回想起这几天背后那双诡秘的眼睛，心里明白吴府生早就得到了肖振理在自己上、下班的路上拦着自己闹事的消息，他以请教农业技术的名义陪伴自己走路也是想阻止肖振理的行动，对他说道：
“我非常感谢吴主任对我的保护，我仅仅是安排人调查违规交通管制的事，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建筑公司经理给我过不去，我就请公安人员保护，也显得我这个区委书记太脆弱了。我坚信邪不压正那句话。”
吴府生道：“讲道理我不行，可是我知道明着打架看本事，有些人却喜欢掏裆打黑棍使阴招。”
周胜利两眼看着呈府生，感激地说：“谢谢吴主任对我的关怀，你放心，我不会向歪风邪气低头，也不会受到他们的伤害。”
他本来最近几天急于了解面上的情况，忽视了催问调查违规实行交通控制的事，经肖振理拦路一闹，他又记起了这件事，第二天上班后分别给纪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打了电话，催问调查进展。
两人很快带着四个人进了他的办公室，把调查的过程和进展结果向他作了汇报。
调查组按照周胜利安排，先调查封路的原因。
他们先去了交警大队，大队领导说中心马路归一中队管，要他们去一中队。
他们又去了一中队。
一中队长说他是执行的大队长的命令，要他们去大队调查。
调查组让一中队长在根据他说的话录的材料上签名按手印，不想他竟然说调查组拿他当作犯罪嫌疑人，死活不签。
调查组电话请示了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与中队长直接对话，说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在材料上签字，二是停职检查。
中队长根据调查组的要求在案卷材料上签名按上了手印。
调查组二次返回交警大队时，大队长丘连民办公室已经是铁将军把门，办公室的所有人都说不知道大队长去了哪里。
大队教导员请调查组的四名同志吃过饭再走，调查组的组长说：“我们有纪律，在调查工作整个过程中，不能接受任何人的任何招待。”
连续三天，调查组到交警大队每次都不见大队长丘连民，很显然他是故意躲避调查组。
到了第四天，调查组只过去了一个人，送去了区纪委限期要他去纪委配合调查的通知。
当天下午，丘连民去了区纪委，他承认肖振理给父亲搞路祭时的交通管制是他批的，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四个交警也是他安排的，但是他批准实行交通管制，也就是通常说的封路是为了行人的安全考虑，安排人维持的是市区的秩序，与谁家路祭没有关系。
调查组长问他：“那个地方一年当中有多少次搞路祭的？”
丘连民说：“没有多少次。”
“没有多少次是多少次？”
调查组长是区纪委的重案室主任，富有办案经难，不放松地追问。
后面，他又加了一句：“那个街就在区委大院附近，一年封几回路我们也都清楚。”
丘连民辩解说：“别人家死人没有到那里路祭。”
“为什么他家死人要在那个地方路祭？”
调查组长穷追不舍。
“因为那个地方过去曾是土地庙。”
政法委派出调查的两人中一人是公安局纪检组长，他问道：“别人在那里搞路祭，你们交警是不是也封路、派人维持秩序？”
丘连民对这个纪检组长很熟悉，他是刑警队长提拔起来的，办案经验很丰富，在他面前只好实话实说：“前两年有人搞过，都被我们驱离了。”
“你认为你批准肖振理家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路祭的做法对吗？”
纪检组长继续问道。
“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本意没有错，就是为了防止交通堵塞，就是不对，也没有大错。我知道，是区里来了个年轻的书记，不敢拿肖振理开刀，就把我当成了软柿子捏。
你们帮我给那个年轻书记传个话，他想通过整我来打击肖振理的主意打错了，也有可能你们这个案子还没有结，这个年轻书记就要挪挪位了。”
丘连民不知突然从哪里来的勇气，对调查组的几个人喊道。